近日，武汉大学“研育不悖”项目团队围绕高校女性科研人员生育困境展开调研，向82个高校二级学院发送协助调研函，共118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学生担任项目调研员，调研范围覆盖了“双一流”高校、普通本科院校以及高职专科院校等各类学校。

28岁到35岁这一阶段，几乎是所有高校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黄金期，同时也是生育的最佳年龄段。这意味着他们通常需要在博士毕业后的五六年内密集完成稳定工作、结婚、生子等人生重要任务。科研和生育的双重压力，对她们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早在2021年，科技部、全国妇联等13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举措》，为创造生育友好型科研环境提供指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采取了一系列性别措施，特别是放宽了女性申请各类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但政策宣传不够广泛，政策落地的阻力依旧较大。

图为团队在湖北调研。温艺晶 供图

部分高校实行的“非升即走”制度未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大量年轻女性科研人员因科研压力选择放弃或延迟生育计划。已育的女性则在科研与抚育的双重压力下挣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只能躲在阳台上写论文，因为在房间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孩子都要来找我。”重庆师范大学的女老师无奈地说。

同时，各种复杂、不透明的规章制度以及来自领导的隐性压力值得被关注。受访者表示：“现在学院的各项制度越来越复杂，一个报销都要跑很多趟……在项目申请和晋升上有非常多隐性门槛，领导们也会觉得你年轻就有能力干各种事情，他们男性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到女老师的艰难。”女性科研人员期待着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和工作环境。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生，而在于养”，华中师范大学一位老师指出。大量高校缺少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学院内部缺少母婴室等基础设施。而当前教育的过度竞争也被纳入生育考虑，武汉大学的一位老师提到：“我们的科研环境已经很‘卷’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进入到‘畸形’的教育环境中”。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观念，包括“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新时代女性的职业发展观和生育观。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认为：“传统观念和新观念要协调起来，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女性的能力和优势发挥出来。国家要做好引导，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图为团队成员进行访谈。罗圣杰 供图

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中，女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驱动作用愈发凸显，而他们始终困于科研与生育的双重压力。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提振生育，特别是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对人口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高校女性科研人员生育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课题，有关经济、有关文化、有关教育，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就彻底解决。但我们坚信，国家会逐步破解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西南大学生物实验基地一位女研究员坚定地说道。

据悉，团队调研成果已获武汉大学十佳调研报告（连续两年）、湖北省“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湖北省“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全国大学生社会保障优秀调查报告。接下来，团队将不断进行回访，加强成果转化，通过咨政报告、信息专报、提案等使调研成果真正落地。（武汉大学 罗圣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