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当日上午10时许，长江江苏段重点水域，300余万尾鱼苗一齐投放江中。这是长江“十年禁捕”实施后我省首次举行的长江渔业增殖放流，也是我省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的一次重大实践活动。

作为长江沿线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如何推动长江保护法落地，更好地在保护好母亲河中谋得绿色发展，探索长江经济带发展新路径？

以最严密法治守护“一江清水”

过去长江走不出治污“怪圈”，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各地“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长江保护法一大创新之举，就是针对“九龙治水”弊端而来。第一章总则即明确建立流域协调机制，规定长江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去年12月4日，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对于王某在长江沿岸非法采矿行为，法院不仅考虑到其对矿产资源造成的损害，还考虑到对地表植被、对鸟类繁殖的不利影响，最终判决王某对其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89.3万余元承担赔偿责任，其中39万余元用于长江沿岸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

“一江清水，连着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就必须告别‘就水论水’的传统思路。”省高院环资法庭庭长刘建功说，长江保护法强调的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在我省已有不少实践。

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法律专家、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卫星认为，长江保护法在长江保护现状上“脉把得很准”，对现存较突出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做了特别的规定。以“化工围江”为例，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这些规定对长江整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非常有意义。”吴卫星说。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表示，长江保护法不只是一种宣示之法，而是有具体的责任措施作保障。这充分表明国家对长江违法行为的“零容忍”和严厉打击的决心。

法律落地仍须扫除障碍

吴卫星表示，长江保护法采取的流域立法模式使其内容十分综合，涉及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等多方面。这也让长江保护法跟其他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有不少交叉，“这些交叉领域并不是完全衔接的，有些细节问题长江保护法未作明确说明，而其他法规条例也比较模糊，这就为长江保护法的落地带来一定困难。”

南京环资法庭庭长陈迎认为，实现系统化保护，当前最迫切的是依据长江保护法这个上位法，在更高格局、更大范围内构建统一标准体系，切实维护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下一步仍需国家层面就长江流域协调机构的建立以及区域协调机制、部门协作机制等方面的具体规则制定配套行政法规，以保障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

成长春认为，当前乃至较长一段时间，长江保护法的实施重点是做好立废改释工作，“长江流域管理制度政出多门，非常繁杂，也需要及时开展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做好配套法规、规章、规划、计划、方案、标准、名录等文件的及时修改及废止。”

发展与保护协同并进

2017年前，长江江苏段航运经济迅速发展，有22处水上过驳点，过驳浮吊多达700台，从业人员近万人。历经3年整治，至今年1月底，长江江苏段实现水上过驳作业全面取缔，过驳作业浮吊全面清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为子孙后代保有一个绿色长江的大好事。”原长江水上过驳行业业主韩光勋感慨地说。

这样的观念转变，正是长江保护法想要确立的根本指向——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形式确定下来，凡不符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的行为都将得到否定性评价、都是违法行为。

对于江苏来说，真正让这部法律倡导的理念入脑入心，离不开机制的保障。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院长刘小冰教授建议，建立健全江苏的长江流域河湖长机制、协作机制、自然资源状况调查机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机制等，让长江保护法成为“活法”。

保护，是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通过对长江保护法的文本梳理，可以清晰发现，该法并非片面强调对长江生态的保护，而是主张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实现对长江资源的开发利用。”成长春说，在长江保护法实施过程中，对“生态优先”不能孤立地去理解，而应与“绿色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生态优先，并非意味着‘为了保护而保护，为了保护而停止发展’，应当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推进。”

在吴卫星看来，长江保护法既是“保护法”，也是“绿色发展促进法”，“江苏在绿色开发上已有一些积极尝试，法律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郁芬 顾敏 梅剑飞徐超 陈珺璐